[譯文] Trisula作戰：獵殺印尼共產黨

原文：〈Hunted communists〉，來自Inside Indonesia網站
作者：Vannessa Hearman

Trisula紀念碑立於東爪哇南勿里達（South Blitar）的Bakung地方。一望無際的丘陵，被椰林圍繞的小村，這般景致，常使旅客忘懷於清風之中，因而忽略了山腳下有間小小的警察局，能將他們的一舉一動盡收眼底。

此碑的建立，是為了紀念針對印尼共產黨殘部的清剿行動中，當地人民與軍方的共同努力，同時也是1960年代、當地民眾被控窩藏共產黨人之後，此地受到嚴密監控的象徵。

逃亡

1966年三月，多名印共領袖被殺或失蹤。是年年底，其餘的逃亡者找到幾個地 方躲藏或尋求協助。面對藏身處越來越少、掃蕩卻越來越廣的困境，殘存的印共領袖試圖改組，並匆忙任命一個「緊急」中央委員會，以搶救黨倖存的任何家當。逃 過一劫的黨員，移往爪哇島各地，試圖重起爐灶，其中一個撤退地點就是南勿里達。

Rewang， 一名中爪哇的印共中央委員會成員，他說有幾十名印共黨員在這個東爪哇的窮鄉僻壤避難，他們只想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。例如婦女組織Gerwani的省級幹 部Tuti，她是一名信使，傳遞訊息並把重要的黨幹部藏起來。在來到南勿里達之前，Tuti被藏在泗水，她在那裏規律地變換住處，靠另外六個女子的接濟勉 強過活。Lestari 跑到南勿里達，是為了與她丈夫團聚，她丈夫是印共東爪哇省委書記Suwandi。同樣千里尋夫的記者Lies Katno，她老公是Pemuda Rakyat*的領袖Sukatno Winata，是在保加利亞受訓的工程師，1966年底才被從雅加達Salemba監獄裡放出來，但他覺得老家村子比首都還要危險；擔心再被逮捕甚至被 殺，他跑到南勿里達躲藏。這裏，逃亡者感到相對的自由，並與當地家庭一同居住、務農、看養牲畜和打理家務。

印共在南勿里達的方針，始終是個爭論。有些人描繪著共黨殘部 將採取毛主義模式發起農民革命戰爭的計畫，也有的主張共產黨人僅僅是尋找避難所，以躲過印尼軍方及其黨羽的追捕。而當殘部的領袖放棄和平奪取政權的可能 時，印共政治局的成員Rewang卻反駁指出，要在1966年後進行有組織的武裝抗戰，機會是微乎其微。

印共在南勿里達的活動，很快引起反共勢力的注 意，並被視為「印共的殘黨」正試圖捲土重來。1967年之前，那個南勿里達的村莊被伊斯蘭青年民兵組織Ansor所分據，Ansor隸屬於保守派的伊斯蘭 教士聯合會（Nahdlatul Ulama，NU），他們帶來一波又一波的襲擊。在這段期間，Rewang再次提出，尋找、連繫過去的黨幹部，以及蒐集武器彈藥、游擊戰訓練的進程緩慢， 這些事情使得黨的重建受到限制。1968年的Trisula作戰中，他們只調得出一個支隊（detachment）的年輕人去受訓。這當然鬥不過佈署在 Trisula周邊的數千名士兵，清剿行動就在1968年6月至8月間展開了。

脅迫與殺戮

根據軍隊提供給New York Times的數據，有六個營、5000名的軍事人員，以戰略後備司令部的裝甲部隊和突擊隊為後盾，在3000名手持竹槍的義警（vigilantes）協助下，投入了Trisula作戰。

當隊伍抵達時，軍方指控民防團把軍隊的行動透露給印共，要求他們退出；並懷疑地方領袖同情印共，便以軍隊人員取代之。軍方透過徵召當地人民巡邏、實施宵禁， 以及－－用軍方的話來說叫做－－「培養對共黨的仇恨」，試圖隔絕印共和村民。村民因熟悉當地地形，便被強迫參與所謂的「人柵」（fence-of- legs），以將逃亡者逼出。村民在軍隊的監視下組成一條人鍊，橫越每一寸土地，使逃亡者絕無溜走的機會。軍隊還要求村民挖掘大型墳墓，在犯人被槍殺後立 即掩埋。

凡是被懷疑對左派抱有同情的村民，軍隊會逼他們參與殺戮以證明自身清白，他們被強迫拿著鐵條往犯人的後腦敲下，或將犯人推下垂直的洞穴裡，好比Luweng Tikus（老鼠洞）。例如前印共政治局成員Oloan Jutapea，就在1968年7月21日軍隊的巡邏中，被名叫Slamet的村民拿石塊砸頭而死；之後，在作戰中心Lodoyo舉辦的一場典禮 上，Slamet還被公開表揚，他的照片至今還在Malang的Brawijaya博物館中展示。

後來，整個村莊被疏散，這樣村民就無法再協助那些躲藏或在逃的共黨。1968年6月23日，511步兵部隊令村民駐紮在Sukorejo和Maron兩個村 莊。一名來自Ngrejo村的女人回憶道，1968年8月時，他們播放屠殺的詳盡紀錄，以嚇阻那上千名被疏散的村民。軍隊吩咐這些村民自己帶著口糧，但很多人做不到，只好在附近田裡挖地瓜來吃。那名來自Ngrejo的女人回憶道，有些村民只不過回到原村莊拿糧食，就被佔領軍所射殺。

殺戮過後，逃亡者試圖穿過南部海岸的森林，往西邊的Tulungagung次區（subdistrict）逃走。決定要進入森林的Lestari，只好把未 滿週歲的孩子託付給當地一戶甫喪子的人家扶養。但當巡邏者越來越靠近，那村民非常害怕，便將嬰兒丟棄在附近的墳墓旁，希望有人能將之領養。為進一步增加壓 力，軍隊情報部門指揮人民剷除森林裡外所有的食用植物，要把逃亡者餓死。紐約時報在發表於1968年8月11日的文章中提出一個數據－－這八成是軍隊提供 的－－指出，在過去四個月中，有2000名「黨員」被殺或逮捕。

緊接行動而至的「復興」 工作，在許多面向上改變了南勿里達。軍方指派的代理村長繼續留任。為了更有效地巡邏和監視，東爪哇地方政府開闢了一條新道路，以打通這個區域，村民被迫只 能使用這條新路、而禁止走當地小路或捷徑。村子被重新規劃，房屋和裡頭的居民被聚攏在主要道路旁。靠近主要道路的土地，被徵收來讓好幾戶人家興建住屋，但 也造成土地所有權的混亂。政府裡有些人認為，應該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，以免他們因為日子太苦而墮入共產黨意識形態中。最後，為了教育和「精神指導」，蓋了 許多學校、清真寺及祈禱房；但伴隨而來的，則是對居民一舉一動的更嚴格監控，以及對長期窩藏共黨的長期懲罰。

前進

Trisula作戰的餘波，使得村民世世代代都要承受「通匪」的後果，特別是住在南勿里達偏遠地區的人民。同時，即使來看Trisula紀念碑的訪客已經減少了，但蘇哈托政權版本的歷史仍繼續流傳，並提醒著村民他們所受過的殘酷對待。直至今日，暴力鎮壓勿里達共產黨的 指令仍然有效，但現在至少村民和前政治犯可以說出他們這邊的故事，觀眾也能接收到比以前稍微多一點的資訊。印尼社會史研究所的Andre Liem，曾在南勿里達進行口述歷史的訪調，前政治犯、婦女團體Gerwani的領袖Putmainah，就借這個機會，將她在此地的經歷和被逮捕的過程，告訴媒 體和NGO。2005年，當地青年透過伊斯蘭教士聯合會（NU）的相關組織Lakpesdam，調查了Trisula行動所造成的影響，並嘗試使當地居民 的非正式組織與NU領袖們和解，即使NU目前看起來仍支持軍隊的行動。在與蘇哈托政權版本的歷史對峙時，這些努力，代表著微小但重要的一步。